17世纪的英国医生、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·悉登汉姆歌颂道：
“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，这个万物的制造者，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，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，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，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。没有鸦片，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”。
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“鸦片哲人”的雅号。
一百至二百年前的清政府无法禁止鸦片、亦无法限制鸦片使用。
而西方国家大力倾销鸦片到中国，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，这些鸦片让许多中国人成为“东亚病夫”。
道光皇帝旻宁，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鬼，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。
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，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、心神清爽的感觉，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，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。
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，上流社会的雅事，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，扩散到了整个社会。
一般来说，历史上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，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。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；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。
但是，这些措施在清朝已难奏效。
国内虽然专制主义达到顶点，但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，国内追逐鸦片时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润的国际鸦片贩子捕捉。
他们大量走私鸦片，因而价格不断降低，致使底层贩夫走卒都可以吸两口，体验一下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富贵口味。
随着近代中国鸦片的大面积流行，吸食鸦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“上瘾”一说。
很多时候是一种待客的礼俗，尤其是高级烟馆，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社交场所，这些烟馆多设于商业中心区。
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烟馆当属法租界的“南诚信”。
此外还有以陈设华丽而著称的“阆苑第一楼”、“更上一层楼”、“眠云阁”等。
据称器具相当考究，“有红木梨花的炕，云铜黄竹的枪，广州的灯，云南的斗”。
当时也有人指出，“颇觉一等二等者不必尽为吸烟之人，其或有事叙谈，知己相约，展烟对憩，吞吐烟霞洵可药也”。
以19世纪上海为例，自晚清鸦片贸易合法化后，到19世纪70年代，上海烟馆据统计不下1700家”，“几同茶、酒、饮食之店”。
仅英、法、美三国租界内就有104家。
“每家于一日夜之中极少开灯一百五十盏，每盏烟茶小账极少一百余文。则所入已有数千，其他小烟馆棋市星罗宝不可以偻指，计合而算之则一日之内所费当不下万余金”。
而上海租界当局均向经营烟馆的中国业主颁发许可证，并从中收取税款，这成了租界当局的主要财源之一。
据统计，仅1865年，法租界财政预算总收入的103，000两中，48，000两为烟馆及娼赌的营业收入。
同年英美租界的鸦片烟馆营业收入为白银5，000两，1870年超过了10，000两，到1880年达到了18，000两，1890年为32，000两。到1898年，超过了50，000两。
看看西方国家单单用鸦片这一项就从大清赚取巨额银两，可以抵他们国内数年的收入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