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等于是割据势力了！”
“不，还谈不上割据，按照王师爷的说法，‘十三村’地区的税赋是从来不少交的。只是县里没什么好处而已。”
“其实党那门的思路和我们差不多，正赋一文不少，浮收一文没有。有枪杆子做后台，县里拿他们无可奈何。”
“这次开政协会议，‘十三村’地区来参加会议了吗？”何鸣问。
罗铎说：“都来过。我查了会议上的相关记录，代表们没有发言，基本就是随大流而已。征粮、派差、派联络员全部都应承做到。”
“党那门很懂斗争策略么。”
“是这样的。”罗铎很谨慎的回答道，“在斗争的策略上，很有些思路。”
“党那门团伙多数是穷苦百姓，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穷人出身。又知道‘打富不打穷’，应该算是有革命觉悟的。”有人说了，“其实定性他们是土匪不对吧？应该是自发的农民反抗组织。我们可以争取啊。”
“不扰民是相对的。”罗铎说，“只是十三村地区稍好，但是其他地方侵扰很的很厉害。”诸如抢劫、杀人、绑票、强抢民女之类的事情，这个土匪团伙一样不少全都干过。祸害的也不止是富人，穷人一样倒霉。非要说成什么“农民反抗”或者“起义”，就是在自欺欺人。
何鸣解释说：“剿匪指挥部之所以选择拿他们第一个开刀，一是他们的势力最大，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；二是这伙人民愤极大。我们师出有名。”
罗铎接着说，“‘十三村’地方上，这个匪伙有二个重要党羽带着二三十人常驻以控制局面，头目名叫忻那日、王五术。”
“忻那日和王五术，是党那门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两个。”王兆敏对罗铎说道，“所谓的四大天王，不过是凑数罢了，但是这这两个人不可小觑。”
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，成年之后因为好逸恶劳，巴结上了县衙里的“快手”，当了一个“做公得”。“做公得”并不是县衙里的正式衙役，类似编外的“临时工”，收入全凭各种陋规和敲诈勒索。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当就由这些人出面。万一出了事情就由这些人顶罪，好在内外都有勾连，重拿轻放，就是县令也没法子。风头一过，继续当“做公得”。
忻那日当这个“做公得”做得十分积极，欺压百姓不算，最后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绅头上，最后终于呆不下去了，“快手们”也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士绅――毕竟“做公的”多的是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忻那日丢了这份活计，干脆上山落草了。
“……此人心机灵活，有些小聪明。也善于趋炎附势，巴结人很在行。所以虽然眼下厕身为匪，但是和县衙里的许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绅都有勾连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自然有人会为他通风报信。”王兆敏提醒道，“我们吴老爷和黄老爷几次都想抓捕他，每次都被他滑脱。”
至于王五术，虽然不是什么头脑灵活之辈，但是极是蛮横凶残，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。他自小习武，颇有些排打硬功，少时参与殴斗，被人刀砍不死，枪扎不伤，很有传奇色彩。这一文一武常驻“十三村”地界，把这一带控制的很严密。
罗铎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，与会者就如何清剿这股土匪进行了讨论。方案基本上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先打“十三村”，把土匪势力清除出去，使得山上的土匪失去粮食和人员的补给，不打自乱，时机成熟之后再围攻山寨。
另一种则是擒贼擒王的思路，主张先攻抱庞山地区，消灭匪巢，然后再迫使十三村的土匪不战而降。
两种方案都有优缺点。经过综合考虑，最终还是决定首先进攻山寨。
“如果我们先打十三村，很难处理当地的民政问题。”邬徳作为民政委员，也是剿匪指挥部的一员，“当地百姓有顾虑，不愿意和我们多接触。匪徒们又有老巢可以依托，利用百姓掩护可以猖狂的向我们发动袭击。我们的大军驻扎进去，会非常的被动，到最后很可能会因为无休止的被袭击而采取无差别报复行动，最后形成关系对立，以后再收拾起来非常困难。”
作战的形式，将采用精悍的合成化小部队的突袭战斗。在山区剿匪投入大部队是得不偿失的。大部队出动很难保密，土匪可以事先把物资人员全部转移，只留下一座空寨子。不要说出动一二个步兵营，就算上千人的部队在山里搜山，土匪也很容易躲过去。在山里呆久了，给养运不进去，大部队不能久居山区。时间久了，部队只能撤退。过去土匪对付官军围剿，历来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――屡试不爽。
第一步兵团团属猎兵连一排排长杨增正在山间行军，晚春的林间十分的闷热。汗水已经浸透了军服。他肩膀上背着心爱的步枪，身上还带着二百发子弹。
他的身后，跟随着自己的猎兵排，然后是一门山地榴弹炮和它的全部家当：炮弹、火药、跑刷等等，这些七零八碎的装备全部由人来运送，整整用了四十名“教育兵”――还没有正式授予列兵军衔，正在受训的士兵。在他们之后，是一一个步兵连，然后又是一百多名教育兵，背着大量的辎重装备。名为“军工”实际就是席亚洲搞得“代畜输卒”，新兵派不上太大用处，背东西总是可以的。殿后的则是工兵排，由工兵连连长潘达亲自带领。
（未完待续）